文学虚构与历史史料关系探究

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作家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基础。历史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为基础，并艺术地把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结合起来。从《三国演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到《李自成》《大秦帝国》，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历史小说，《三国演义》甚至影响了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。历史小说是很多人走近历史、研究历史的入门书。蔡元放在《东周列国志·序》中提到：“顾人多不能读史，而无人不就读稗官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流，特更演绎其词耳。善读稗官者，亦可进于读史，故古人不废。”可一居士在《醒世恒言·叙》中提出：“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恒言》为六经国史之辅，不亦可乎？”历史中简略的记载缺乏细节的支撑，给了作家发挥的余地，但在历史洪流中塑造群像并给人物以特写，对作家来说又是极大的考验。这就要求作家在写作的时候，在用“望远镜”观照历史的同时，还要用“显微镜”观照人物，从制度到社会风俗再到吃喝用度等细节不能出现“穿越”的错误。

历史小说写作难点有二，一是史料的选择，二是虚实的组合。

第一，史料的选择体现了作家的史学学养。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以简单的判断来概括，很多历史事件至今没有定论。演义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六回中写的“吕奉先射戟辕门”的桥段让人感觉很夸张，却出自《三国志》，而且比小说中的描写还夸张。当时吕布为了防止袁术打刘备，提出愿意为两家调停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：“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，布言：‘诸君观布射戟小支，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，不中可留决斗。’布举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诸将皆惊，言‘将军天威也’！”其实很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借鉴自历史。例如《汉书》中记载，周勃迎接代王刘恒接任皇位时说：“愿请间。”宋昌则说：“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无私。”作家二月河在小说《雍正皇帝》中借鉴了这句话，雍正即位当晚，邬思道就是这样答复周用诚的：“有公事请他（十七阿哥）转告张廷玉处置，要是关防的事，请十三爷处置。要是私事，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。”

第二，虚实的结合体现了作家的文学技巧。在读者已经知道历史结局的情况下，如何吸引读者看下去，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温度、历史的脉搏，是小说家需要考虑的事。金丰在《说岳全传·序》中提出：“从来创说者，不宜尽出于虚，而亦不必尽由于实。苟事事皆虚，则过于诞妄，而无以服考古之心；事事皆实，则失于平庸，而无以动一时之听……故以言乎实，则有忠、有奸、有横之可考；以言乎虚，则有起、有复、有变之足观。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，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。”作家需要从海量史料中择取素材，在虚实相生中串起符合逻辑的一家之言。毛氏父子在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回评关云长义释曹操时称“虽未有此事，然不可无此文”，正是因为这段情节符合事件发展的趋势和每个人的性格。刘廷玑在《在园杂志》中提出：“演义者，本有其事，而添设敷演，非无中生有者比也。蜀、吴、魏三分鼎足，依年次序，虽不能体《春秋》正统之义，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。中间叙述曲折，不乖正史，但桃园结义，战阵回合，不脱稗官窠臼。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，似属效颦，然亦有开生面处。较之《西游》，实处多于虚处。”历史小说需要合理的推理，不能凭空臆造甚至扭曲历史，《三国演义》中塑造了一个气度狭小的周瑜，在《三国志》中则被陈寿评价为“性度恢廓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历史上，由于小说地位低下，导致作家在创作小说时会有意识地强调文学与史学的关系，来抬高小说的地位。冯梦龙在《喻世明言·叙》中提出：“史统散而小说兴。”毛宗岗父子甚至认为小说比史书难写：“《史记》各国分书，各人分载，于是有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别。今《三国》则不然，殆合本纪、世家、列传而合成一篇。分则文短而易工，合则文长而难好也。”陈忠实把巴尔扎克的名言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作为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的题记，正体现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。《汇评本镜花缘·洪棣元序》中甚至提到：“正人心，端风化，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。不知者仅以说部目之，知之者直以经义读之。”洪棣元在此把小说提高到了比“史”还高的“经”的高度。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就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：“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，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，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。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……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，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。因此，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，更被严肃的对待。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。”

读懂历史后进行游刃有余的创作是个熏陶综合学养的过程，对作家来说也是个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挑战，跨文化写作历史小说则更有难度，要以深入的文化交流为基础。日本作家创作的大量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，这正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并产生影响力的重要表现。这些小说多是正面呈现，例如井上靖的《敦煌》、司马辽太郎的《项羽与刘邦》等。其中井上靖在《敦煌》中设想了莫高窟千佛洞是如何产生的，改编成的同名电影由中日合拍，产生了巨大反响。

学者弗雷德里克·詹姆逊在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》一书中提出：“历史小说在传统上是一种契约，根据这种契约，我们同意容忍一定数量的虚构人物和行动，把它们置于同样被认为是真实的一个框架之内……无论如何，不论更好还是更坏，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历史的过去和我们的历史小说，现在都必须包括我们历史的未来。”读者以史为鉴，从历史的视角观照时代，作者从今天的视角去解读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，都有失真的风险，但这也是历史小说的价值所在。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将构成未来的基座。